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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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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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大拿 发表于 2016-10-11 02:25: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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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首富牟其中今天刑满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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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牟的公司发了封声明,让人不明觉厉。

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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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企业家:王石与其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过去是冯仑的老板;也是唐万新在狱中想结交而不可得的人物。

一直以来,不少人看到《不见不散》里葛优那句台词:把喜马拉雅炸开一道,甭多了就50多米,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暖风引到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从此以后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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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会心一笑,这就是牟其中的构想啊。论画蓝图:甩某布斯几条街。

而牟其中的声明,有意无意的,指向似乎不可细说的政商关系。

今晚,就借牟其中一事,说说其背后折射的变迁的政商关系,也述说一堆故事,并从此窥视到现今大公司政府公关的诀窍。




0、过去5年倒掉的企业家

2014年“五一”长假刚过, 一名前著名快速消费品企业高管突然放下手头工作, 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该高管涉及对一名央视官员的贿赂案件, 央视官员被抓捕后, 该企业家在两天内仓皇放下一切到加拿大“避祸”。避祸容易, 高枕无忧却难上加难。

在加拿大期间,此人始终感到惶恐,不知何时能够回到大陆,他的手机关机,朋友不再往来。更糟糕的是,在加拿大逗留一个多月后,80多岁高龄的母亲查出身患肿瘤,时日无多,他在大洋彼岸却只能望洋兴叹,承担着内心的焦虑与煎熬。

而在香港四季酒店,住着一批与上述企业高管有着相似遭遇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涉贪腐案外出躲避、杳无归期、极度焦虑。

这些故事,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总结2012年以来80多个政商案例的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

2012 年,新政治周期开启,一场声势浩大、伤筋动骨式的反腐风暴为本轮政商关系的转型拉开了帷幕。这次政商关系转型疾风暴雨、出人意料地到来,很多停留在政商关系旧格局的企业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3 年, 南京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 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 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 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 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以往,商人往往可以利用关系,躲避法律的制裁,被牵涉的商人仅仅是少数,且即便受牵涉,也多是负责执行层面的员工,往往不会牵连到更高级别的管理者或者官员, 而如果一旦牵涉到地方利润大户企业,地方政府也可能出面保护。但这一轮反腐异乎寻常。从一长串反腐风暴所波及的商人可以看出, 这次被牵涉的企业家中有很多是上市公司、著名企业的一把手, 牵涉的企业家职位高、范围广,即使利用关系,也没有躲过法律的制裁。

随着反腐的开展, 诸多企业家命运也随之逆转, 企业经营困顿、妻离子散、远走他乡,及至沦为阶下囚,代价巨大。

过去反腐调查中,涉案企业家配合反腐部门调查,提供破案线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门从轻处理,多数行贿行为并未被科刑惩罚,但本轮反腐,卷入腐败政商关系等企业家许多难以幸免。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课题组认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

不妨比较过往的几组政商关系策略。




1、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

企业家如何处理与政府、政府官员之间的距离与关系?下面有一组对比案例。

刘汉,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2013年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60亿元列32 位。

2013年8月, 刘汉因卷入周案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15年2月,刘汉被执行死刑。

与此类似, 近年来因官员被捕而牵扯入刑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这些人与官员的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中有的甚至参与了更深层的政治交易。当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到了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 商人通常就变成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结盟, 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相对比的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等。

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 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 , 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2、跟着官员走, 还是自己走?

企业与官员保持密切关系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2.1、紧跟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是首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他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在山西任职的十年时间, 与其交从甚密的企业家, 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胡树嵬也从一个勉强生存的书商, 变成了名声显赫的地产老板。

2003年,胡树嵬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师兄申维辰产生交集。之后,胡树嵬所经营的图书城成为全省重点文化企业,得到诸多政策扶持。 2006年,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正是在这一年,胡树嵬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

胡树嵬与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的模式很简单,胡负责拿地,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其他企业。

胡树嵬的得一集团以赞助商的身份频繁出现在省委宣传部推动的文化活动中,为申维辰的政绩添彩。随着申维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树嵬拿地的风头方有所收敛。在申维辰东窗事发之后,胡树嵬也被彻底调查。

还有一些企业家, 跟着官员任职地的变化迁移总部。

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和创鸿集团总裁黄鸿明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三届 EMBA 学员。创鸿集团起步于广东揭阳,正是万庆良在揭阳主政期间。2010年,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市长,创鸿总部于同年迁往广州,并陆续在广州、佛山高调摘下多个地王项目。

随着万庆良的落马,黄鸿明随之被捕,创鸿集团传出裁员、破产的消息。

这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2.2、企业远离不健康的政商关系

一些企业靠近官员时, 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是否走出去,开始权衡异地求发展的轻重利弊。最终,在1994 年,联想选择了香港上市,这不仅为联想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使联想成为管理规范、监督透明的公众公司, 而这一步被柳传志称为联想的新台阶。

同样, 许多成功的企业,也从其初创时所在的欠发达地区,陆续转移到了北上广深这样的营商环境更为正规的大城市,或选择了海外上市等途径,适时地把自己的企业引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当然, 政商关系千丝万缕, 需要拿捏分寸、掌握时机。很多企业即使看到“走出去”的大方向,但选择以何种方式、何种时机、以及何种理由离开,才能做到与“老关系”不伤和气并平稳过渡,仍然是对企业家判断力、决断力和情商的考验。




3、资产:分散,还是集中?

企业资产的配置情况也决定了政商关系所导致的风险因素高低。



3.1、资产配置集中, 一旦涉案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

2007年至2012 年是重庆企业家集中出事的时期,身涉其中的企业家们几乎一夜之间所失去的企业控制权、有的被罚没上百亿资产、有的锒铛入狱, 出逃海外, 甚至被处以极刑死刑。

反思重庆企业家的那段经历, 重庆案件具备一些普遍内因, 导致了企业家惨痛结局。这个内因就是:企业没有合法健康的经营,以及风险规避意识不强。

在重庆打黑案件中, 一些集团公司规模庞大, 但公司家族化管理特征明显, 税务和账目管理集中, 母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没有有效隔离,这成为此后被定罪且连累不涉案经营主体也一并罚没的关键原因。

重庆 2010 年开始第一轮对打黑案件罚没资产的处置, 原则是“继续追缴”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意味着,涉案企业家过去积累的所有财产几乎瞬间化为乌有。

以原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为例, 2009年8月黎强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行被捕,一年内,其个人、所控制的公司、乃至亲属与合作方的资产都被警方申请冻结, 公司公章和账户均被专案组控制。

黎强虽未被判处没收所有财产,但其所有公司均被视为涉黑组织作案收益和工具, 绝大部分很快被司法拍卖, 包括一些被判无罪的公司,属于黎强和亲友的股权也被一并执行。

法律界人士指出,黎强案之所以造成资产和企业重大变故,主要是其采取高度家族化经营,被政法部门强制羁押后,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有关。



3.2、资产配置良好, 涉案之后资产或可保全

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曾是中国的草根首富,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国美电器门店,2008年以430亿问鼎内地首富。 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因操纵股价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虽然,黄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股份, 市值约140亿;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权益,估算价值约 100 亿;历年套现135亿, 部分投资到房地产领域等等。这因为他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4、给未来企业家的7点建议

四年以来,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战略相互叠加,预示着重拳反腐还将继续。

与此同时, 改革开放 30 余年, 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 以知识创新为驱动的产业份额日趋显著, 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逐步完成新老交替, 职业经理人文化也日趋普及。在这样的市场、 产业和经营环境下,中国已朝现代商业文明迈进,中国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不管未来反腐的力度如何变化, 中国也不会再回到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之中。因此,企业须要及时洞悉与适应这一变化, 对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转型升级”。

课题组通过一手资料和官方数据,从众多企业案例中寻找经验与对策,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了七点建议:



4.1、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 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 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 。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 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 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具体在政商关系上, 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 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 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一些企业家早就如此行事,比如柳传志在联想集团发展壮大时曾说过: “我们的社会生态挺干燥的,你别刺激这个社会”。联系集团三十年稳健发展与柳传志这种思维方式息息相关。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心中有两根弦,除了商业,还懂得社会状态、道德底线,据此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而与柳传志同期暴得大名的一些企业家,最后要么销声匿迹,要么锒铛入狱,很难说这些人当中没有揣摩错了社会的底线的。

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 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例如, 企业家在对官员送礼上, 就要学会用底线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薄执政大连期间, 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 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条底线, 自己“送礼时手紧” , 但其他方面怎么“照顾” 到官员和政府, 他则动了更多脑筋。

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 又能“照顾” 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 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 “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 那么我就认了, 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

多年后, 薄因贪腐而入狱, 众所周知, 诸多明星企业受此影响, 难免沉浮, 有些企业家甚至身陷牢狱, 家破人亡。但上述这位企业家, 在薄当政期间顺利地生存、发展, 在薄出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4.2、策略二:复利最优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基本原理:复利能在长久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回报。复利在金融学领域即“利滚利” , 其计算原则是, 某一结息日计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 在下一结息日一并计算利息。

所谓“复利最优” , 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 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 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

举例而言, 某外国企业曾经遇到一个市场准入困境:根据政策,在中国的外国旅行社只能从事入境游, 不能从事出境游。 对此, 这家企业并未急于寻找任何特殊途径, 或者私下接触任何一位关键人物来“运作” 这一问题, 而是把这点写在建议书里, 通过商会与相关部门持续沟通, 经过数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转机, 得到中国政府的经营许可。花了几年时间取得重要进展, 对一家机构而言需要耐心, 但这个过程, 该企业对政府监管者的决策过程有了更深了解, 也适逢等到出境游的黄金期。 企业没有走“歪门邪道” , 终得回报。

万科被认为是处理政商关系比较有特色的公司。这家成立于1984 年的房地产企业, 创始人王石很早就确立了“不行贿” 的原则。据说因为如此, 万科早期拿到位置优越的地块比较困难, 只能拿城市周边偏远地带的土地。 1997 年, 万科开发的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小区,每天都伴随着飞机起降巨大的噪音。尽管如此, 王石仍然坚持在万科贯彻一种“现代文明” 的思维。王石说, 在万科内部管理上, 底线思维体现在“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 这一管理原则。各个层级的万科员工, 在做一个决策时都需要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 ” 如果他有这个信心,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这是万科“公开、透明” 文化的一部分。

一直拒绝行贿的万科虽很难拿到好地, 但也因此避免了许多风险。1997 年, 万科深圳福景大厦在接近完工时被勒令停工, 万科账面损失了 500 万。 有门路的人出谋划策: 如果向一位市领导的女婿开的房地产咨询公司寻求解决办法, 只需要付出 200 万的咨询费,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万科没有这么做, 坚持要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问题。

后来这位市领导因为经济问题入狱, 万科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 万科的这种政商关系处理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 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 更有可能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

反观另一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合生创展, 可以明显看出忽视“复利最优” 原则的后果。 2002 年的合生创展是房地产行业的航空母舰,当时它是中国地产行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之后困于政商关系以及经营方式, 迅速掉队, 到了 2013 年销售额只有 200 多亿, 已经跌出了房地产第一阵营。 而万科 2005 年销售额 100 亿, 2015 年达到 2627 亿,10 年增长了 26 倍。

所以, 企业在选择发展战略时, 应该遵循复利最优原则, 在一个较长的企业生命周期里, 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平衡点。



4.3、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 只有核心竞争力强, 能创造好业绩, 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 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 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富士康是苹果等数码产品的代工厂, 企业本身的良好经营为其赢得了政商合作的主动权。各级政府都能看到富士康落户的巨大价值,这成为富士康处理政商关系的敲门砖。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 “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 就能吸纳18 万人就业, 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 于是, 河南省全力争取富士康落户河南。

当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来到河南考察时, 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专程赶到机场迎接。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 早在 2007 年, 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 “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 ,小组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 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 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当富士康在郑州落户的协议签署之后, 具体项目开始推进。仅一个月后, 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 。 “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 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 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 到处亮绿灯。 ”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这就是业绩过硬带来的优势。

万达地产在产品上的创新能力很强, 它发明了城市综合体的万达广场模式, 其中包括商场、酒店、写字楼, 营造出一个城市商圈,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城市配套和功能的不足, 能迅速改变城市的面貌,还可以增加就业和税收。而且万达的执行力极强, 从拿地到开业只用18 个月 , 满足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看到政绩的需要。现在万达通过学习迪斯尼乐园, 又推出了将文化、旅游、商业、地产相融合的万达城模式, 这种模式更受地方政府的追捧, 因为这种项目不仅对实体经济有好处, 也会成为城市的名片。比如武汉的楚河汉街项目、青岛的东方影都项目等都是世界级艺术家的作品、与国际接轨的娱乐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省长们亲自过问的。

“我为什么一直要搞创新, 就是要政府来主动找我。你要是去找它, 它牛哄哄的, 要是吃拿卡要怎么办?你是给还是不给?它要是来找你就容易得多。 ” 王健林说, 做到别人来请你的时候, 就不用行贿了。中国的政府一向非常强势,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很低。但是当政府有求于企业时, 情况会发生改变。 坊间消息称, 每年来邀请万达的项目有四、五十个, 但是万达只挑 20 个, 因此万达有很强的与政府议价的能力, 中国很多省会城市的核心地段几乎都有万达广场。一些三四级城市官员把万达入驻本地城市看作是城市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标志。

无论是富士康还是万达, 地方政府主动追捧, 主动给予大量的行政资源投入, 这样的政商关系, 无疑是安全和稳固的。做好企业, 依靠发展自身能力而获得与政府的博弈能力。这一点上, 在中国有一个商人群体比较突出, 那就是浙商。浙商是指浙江商人群体, 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自力更生的态度。浙商自古以来缺少土地等生产资源, 想脱贫就需要自己找出路, 这造就了浙江人自力更生、创业致富的基因。浙商信奉商业至上、企业遵循市场规律经营的道理。

这种特点导致了浙商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有一个思维特征: 企业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化经营渠道, 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政商关系寻求资源, 但不能依靠获得政府的垄断资源作为企业支撑。

这种商业发展模式下, 浙商群体自身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浙江省人均 GDP 在最近十年全国排名中一直位列前十, 2013 年这一数值为全国第五位,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浙江民营企业所贡献。正因为浙商以发展企业自身能力为根本, 可以看到, 浙商群体中在因为政商关系而落马的商人比例并不高, 即便杭州市长落马的大案之下, 受到牵连的商人也不多。

故此, 企业自身拥有创新思维以及知识产权, 是企业发展业绩的关键, 也是企业能够妥善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前提。



4.4、策略四: 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

提升政绩识别技能

政商合作各取所需。与政府沟通, 即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诉求。作为公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官员群体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政绩, 正如同企业对员工业绩考核依据 KPI 指标。 自从 1985 年中国开始实行 GDP 考核以后, 政绩的指向更为简单直接, 那就是 GDP 增长。GDP 的考核直接影响到干部的选拔提升, 故此, 官员尽力提高当地GDP。

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 GDP 指标, 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

实际上,无论中小企业, 还是万达、格兰仕这样的大企业, 或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 都推崇这一政商沟通、合作思路。综合调研结果, 这是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投入产出比较高, 可持续性强, 且风险性最小的一项合作方式。对于这个重要的方式, 下面通过一系列案例加以详细说明。


案例 1: 2005 年, 浙江杭州市某经济开发区开始开发, 杭州某通信企业是该区纳税大户, 该企业收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提示” :希望该企业能在这片新区拿地盖楼, 完成政府的招商指标。

该公司董事长迅速理解了政府的意图, 并且主动与政府沟通, 了解到政府方面希望该企业完成的“任务” 是一百多亩地的开发。 该董事长衡量之后, 认为企业资金不能承担一百多亩土地, 再次与政府官员沟通、协商, 表达了企业的实际困难。之后, 政府将一百多亩地分割成了几块, 分给了不同企业, 该通讯企业负责其中一块地的开发。

拿地之后, 该企业修建了办公大楼, 政府在其办理修建办公大楼的各种手续时大开绿灯。 而开发区也很快完成了开发区的规划与开发,是一份好看的政绩。自 2005 年之后, 该开发区地价一路上涨, 企业盈利颇丰。这可谓一个双赢的官商合作案例。


案例 2:微软政府关系部门对政策方向有敏锐洞察, 努力理解政府未来的方向, 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 分析做什么样的事情符合政策取向, 达成共赢。

微软政府关系部门对政绩识别的途径多种多样, 一是注重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及时学习熟悉所有相关的政府文件; 二是政府关系管理人员或企业高层直接参与政府相关活动。 如微软中国公司高层领导担任多省市的国际经济顾问,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传播及公共事务负责人同时是微软(中国)的工会主席和海淀区人大代表, 原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博士曾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两会, 微软还给两会做过云计算的提案; 三是利用企业自身的行业地位和信息资源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微软曾应邀赴中宣部给司厅级以上官员讲过21 世纪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了舆论的传播。

微软认为, 企业的政府关系不应是建立在急功近利基础之上的短线关系, 而应在企业的运营理念、核心目标与政府的议程、节奏和目标之间找到契合点。因而, 微软认为政府关系不是与政府某一个部门拉近关系, 而是要致力于理解政府部门的目标, 发掘其与企业自身目标的共通可结合之处,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贡献回馈社会、建立社会影响力。

以微软创投加速器为例, 微软的政绩识别流程与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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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从个人到企业关系的构建企业应该在策略层面建立相关的业务流程、组建具体的执行部门, 通过协同工作, 将战略规划部、法务部及政府事务及公共关系部等相关部门加以整合, 经过科学及审慎的日常信息及数据梳理, 提出应对方案。

企业经营者应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视作战略性而非事务性的部门, 他们应成为最高层经营决策团队的一部分。

在与政府人员的沟通上, 微软公司对员工有严格的指导和规范,商务宴请和礼尚往来都有严格的标准。请政府官员吃喝、唱歌、旅游、送礼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拉关系” 方式, 其有如下风险:首先, 这样的做法涉及利益冲突, 不可持续, 对双方都没有益处;二是依靠这类方式建立起的更多是基于个人的关系, 一旦企业员工或官员职位变动, 并不一定能继续留存为企业资产;三是所有的政府官员也都是日程繁忙, 企业政府事务人员需要提升专业素养, 在更对等的层面展开对话和沟通, 对双方都有贡献和价值的工作才会使关系更为持久。

与此相对, 减少低价值沟通的益处是, 始终确保企业的行为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更多依靠政绩识别和顺势而为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 一方面可能有助于政府达成政绩目标, 另一方面也达成了企业目标, 是双赢结果。

案例 3:中国美国商会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是不断的和政府保持沟通, 了解政府的工作重点, 从而思考如何把商会的工作重点和政府契合, 把会员企业的能力用在帮助政府上, 从而使自己的诉求在关键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反映。例如环保方面, 外资企业关心污染管理方面的监管政策。 通过交流, 商会了解到环保部对国外如何制订 PM2.5 的标准和控制有希望详细了解的诉求, 商会就把相应国家跟大气相关的法规和机构都介绍给环保部。通过这种良性互动, 政府部门在修订新政策、考虑行业问题时就能主动接触商会, 形成良性互动。

上述外国商会也将自己的影响力运用在市场开放以及法律法规上的改善。例如某行业在标签要求变化后, 该政策未能给出一个过渡期。而许多企业的库存还有很多原来的包装, 于是商会向政府致函申请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来消化库存。通过沟通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还有些情况下, 商会通过前期沟通了解到政策的起草计划, 就会让企业将相关的建议提前与政府进行沟通, 以此避免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和困难。

可以看到, 政绩识别能够帮助政商达成合作一致的关系, 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这成为一部分企业构建政商关系的着力点。GDP 淡出的长远趋势下,看到其他政绩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公开资料显示, 这一高层指导方针下, 截至 2014 年 9 月 ,中国超过 70 个县市取消 GDP 考核, 以环境和民生的考核导向取而代之。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对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城市中国计划 2013 年度论坛”上表示, 这意味着全国将有 1000 多个县和县级市将取消生产总值( GDP)考核。

变化已经开始发生, 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 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 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 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 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 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在此层面上, 企业开始对外展现社会责任。包括设立慈善基金, 支持教育、体育、卫生、扶贫和环保事业等。

与政府一起, 参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项目 , 是一项当前条件下维持政商关系长久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以与政府建立良好互动, 规避风险。在 GDP 指挥棒可能变化的趋势下, 要识别出政府对于公益事业, 公共事业的需求, 并且制定好配合的节奏与途径。



4.5、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 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 或曰官商关系。 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 或曰政企关系。 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 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 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合理对待机构间的“人情关系”

尽管“人情” 在东亚社会, 尤其华人社会有强大文化土壤, 但若将视野投向大中华区经济更为发达地区, 却能发现, “人情” 的政商维护价值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逐渐淡化。

在香港, 商人不必、也不乐意请政府官员吃饭。首先, “请吃饭” 这件事, 对商人没好处——“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 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 , 对政府官员也有风险:担心与商人过从甚密会给自己招致不廉洁的污名, 乃至法律风险——在香港特区政府网站上, 有两个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 60 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人情维护是一个过渡, 不必谈之色变, 也不必避之不及, 但应看到, 从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到机构间关系建立, 是未来政商关系的发展方向, 企业应该视其发展阶段, 做好准备。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建立相关政府公关部门, 及早建立政府公关策略, 是企业当下便能进行的务实之举。


形成法人间 公共关系的优势

绿地集团张玉良认为, 政治太危险, 在和官员打交道时, 他坚持“跟组织而不是跟个人” 的原则。 “不要跟某个人(官员 ) 搞得太近, ”张说, “风险太大。 (他出了事) , 人家认为你是他圈子里的, 关三天再说, 因为要找线索。 其实跟你没任何关系, 但你的形象给搞坏了。 ”张自称尚未被找过线索, “做事业我跟他们(官员 ) 有共同的目标, 是朋友;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 清清白白” 。

如果商人将自己与单个官员绑在一起, 虽然可能规避了市场中的政策风险, 但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另外一种风险:政治权利斗争中的风险。一旦这位官员倒台, 商人也随之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在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一案中, 商人丁书苗与刘志军利益捆绑紧密, 丁书苗认识刘志军后, 中标高铁项目, 短短几年家产过亿元, 但最终却落得判刑、罚没财产等下场。

政府关系应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 具体而言, 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式、能力或领域都不应基于个人关系, 或者说, 政府关系管理者应将其个人关系转化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为了做到从个人到企业关系的构建, 企业应该建立相关的业务流程、组建相关的执行部门, 通过流程再造, 将战略规划部、法务部及政府事务及公关部等相关业务加以整合, 经过科学及审慎的日常信息及数据梳理, 提出应对方案。

在此方面, 微软的建议是:如果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致力于长远发展, 必须设立政府关系部门, 或者有政府关系管理的意识, 不要仅仅着眼于短期销售, 而是更好地融入当地, 了解政府需要什么, 使得企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相契合。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企业把要做的事情告诉政府, 了解政府要做什么, 然后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企业经营者应找到可充分信任的人做政府关系管理, 并且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视作战略性而非事务性的部门, 它们应成为最高层经营者决策的一部分。

沃尔沃集团中国区前总裁陈然峰对外资企业政府公关部的责任界定也值得企业借鉴, 他认为该部门的职能应该包括: 1、了解政府的需求与规划, 具体通过与行业协会沟通、从媒体和相关报告中找到资料进行研究; 2、努力让政府了解这个企业是愿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如通过媒体报道企业的慈善以及企业公民等活动, 参加行业协会主办的论坛, 通过发言进行宣传, 公司全球总裁到中国与高层会晤时要说明公司对中国的贡献。 3、出现了需要危机公关的情况时, 需要与中国政府沟通立场, 可以通过商会组织,以及主管部门等。



4.6、策略六:从企业个体走向行业行动

来自某外国商会的资料显示, 重视商会作用是许多外资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认为, 单独一家公司力量有限,和政府去沟通代表性也不够, 政府不一定买账。万一有风险, 商会这棵“大树” 还能给公司提供一定的保护。 企业在政商关系博弈中, 应该逐渐从企业个体行动走向行业组织行动, 在企业个体力量有限的情况下, 借助行业组织的帮助, 与政府方面达成对话效率更高, 风险更低, 效果也更可靠。

以上策略, 在诸多外国企业在华商会的实践中, 已经得到长久验证。而从外国商会的发展规模, 也能看出在华外资企业对行业组织的看重。例如, 中国美国商会有 1000 多家企业会员和 3500 多个人会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设立了若干分会。同时, 商会根据会员公司的需要设立多个行业论坛或委员会, 其多数活动是通过这些行业的论坛和委员会进行, 组织有序, 分工明确, 以确保会员的诉求得以关注。

商会的宗旨是在政府和企业间进行沟通、高效率地维护与政府的关系。可以说, 中国美国商会是企业和政府间的桥梁。各会员企业也会安排专人参与商会的活动, 因为多数活动就是他们自己的活动。

该商会介绍, 每一年, 中国美国商会都会出版年度的《商务白皮书》 , 此报告由会员撰写, 商会编辑。

中国美国商会负责人还与各部委及地方官员定期会晤, 并就一些行业问题举办政企研讨会。此外, 商会还组织会员企业参与投洽会等政府举办的大型商贸活动, 为政府的立法、修法建言献策, 积极塑造商会会员的社会影响力。

借助商会这种制度化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 可以减少单个企业与政府对话的成本和风险, 增加企业的话语权。 在商会介入情况下, 很多时候, 由于商会的代表性, 商会的负责人可以会晤到政府相关机构高级别的负责人。 之后商会执行机构再和政府下属官员推进具体执行细节。 此时, 因为有“领导间” 的沟通, 执行官员就会比较重视和乐意提供帮助, 因为上级沟通过了, 下属不办就会有一定压力。

在国内, 浙商群体是比较重视商会的。 最近几年的产业升级大背景下, 很多浙商对宏观环境与政策的把握, 需要更多信息, 特别是来自上层的信息。 他们希望从宏观层面对现有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进行判断。在浙江, 通过各种商会的作用, 这种信息化的合作已经逐渐规则化。

许多浙江地方的商会会长或者著名企业家, 致力于将此类政商关系进行“规则化” 的发展。在嘉兴市海盐县总商会会长、浙江海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方光明的大力推动下, 2013 年 12 月 , 一个特殊的“政企对话” 会议在该县召开了, 参与者是该县各企业家代表, 涉及范围较大, 而参与的政府方是海盐县环保局。在此之前, 环保局已经否决企业较大项目 10 个, 否决金额达 10.5 亿元, 关闭多家污染企业, 并且正在推进企业污水入网工程。而企业所关心的是, 如何在这次严格的环保整治过程中与政府保持一致, 既参与整治, 配合政府工作, 还不被上纲上线, 维持企业业务的持续发展。在这次政企对话中, 环保局方面对企业明确了下一步的政府工作重点, 企业也表示可以配合政府的工作, 双方达成了很好的沟通。

方光明介绍, 在这个公开沟通的过程中, 企业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形成行业的共同诉求, 获取政府的支持。 一些企业呼声较高的诉求,比如希望环保部门对企业进行经常性的技术服务指导, 在本次会议上被提出, 并且得到环保局的认可。一位企业家说, 这在过去, 动用私人关系才可能得到这样的服务指导。而通过商会组织, 企业可以直接向环保局提出要求。并且得到支持。

商会发挥价值, 还不仅是在企业具体经营中帮助提升政府沟通,商会还是重要的行业游说力量, 关键时刻, 可以从更高层面给企业或企业家提供庇护。

在西方, 企业通过中介或成熟的政府关系代理机构来完成游说。美国政商关系研究专家默里· L. 韦登鲍姆把企业对政府政策调整的反应分为三类, 即消极反应、积极预期和公共政策塑造。所谓消极反应是指对于政府政策的调整, 企业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要求;所谓积极预期是指企业经理们运用其计划能力去预测新的政策动向并事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业通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来影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在国内, 尽管企业组织游说影响力还不够大, 但很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 并在不断呼吁和推动。



4.7、策略七: 走出去

有一些企业参与不良政商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 既然当地环境与风气本来如此, 而企业又无力对抗, 那企业家往往就只能为了生存而随波逐流。

一些企业家采取“走出去” 的办法寻求突破。 曾经盛极一时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已在香港上市, 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 “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 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 回到内地, 你非应酬不可” 。冯仑到了美国开办企业之后的感叹是: “到了美国, 游戏规则就会不同” 。

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 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

浙江开山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凿岩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空气压缩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钻凿设备制造商, 其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克坚为《福布斯》 “2014 年中国富豪榜” 第 149 位, 个人财富值 79.6 亿元。这位企业家同时是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政协常委, 担任着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等职位。他处理政商关系的诀窍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走出去。 “如果我把企业都留在小地方那是玩不转的。因为你一旦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这里不会珍惜你, 你拿出很多鸡蛋放到其他篮子里, 那么这个篮子要惹你之前会想想后果。 ” 曹克坚如此解释。

开山集团 2004 年从衢州进军上海。陆续把企业的研发中心和核心制造都设置到上海, 现在在上海临港工业区纳税排名第八位。对于从衢州走到上海这一步, 曹克坚说:“一个人在当地成长起来, 和大家的起步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当地就像小孩一样, 人家看到你犯的所有错:饭吃到地上、尿拉到床上。当你成为企业家, 人们也会带着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你, 你略微高调, 那多少人嫉恨你, 他怎么会对你相敬如宾?而到了外地则不同,当地只知道你是一位财富拥有者, 带着资本来做事情” 。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江苏企业家告诉课题组, 一家企业如果留在当地, 当地的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来“伸手要钱” 。这些部门可能是当初为企业铺设过门前道路的, 也可能是为企业成立盖过红头文件的,它们都认为企业发展壮大有自己莫大的功劳, 所以, “这些钱不给都不行” 。最终, 这家江苏企业在 2008 年将总部迁到了上海。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 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目前众多国内大企业在北京、上海、 深圳等大城市扎堆,原因之一是那些地方的游戏规则更为透明和健康。

对于民企来说, 政商关系的另一种腾挪办法是上市。

公开数据显示, 目前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超过 1000 家, 在全部上市公司中占比超过 50%。具体看, 在主板的上市公司中, 民营企业占比为 30.06%,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 民营企业占比 76.18%,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 民营企业占比 95.92%。

企业一旦上市, 就脱离了原本的发源地成为公众公司, 在处理政商关系上也较有优势。


到海外扩张发展

华为的发展就是一部走出去的发展历史, 这家创立于 1987 年的公司在成立后十余年内均在国内发展, 在 1998 年时, 该企业的主要销售还来自中国的农村和城市, 但是, 此后华为开始寻求国际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 除了商业因素, 这其中也有寻找最佳研发和创业环境等原因。

自 2001 年开始, 华为在印度、瑞典、美国、英国……相继设立研发基地, 华为还加入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世界宽带委员会。 2013年, 华为 65%的营业收入来源于海外, 外籍员工占比达 19.4%, 海外员工本地化比例为 69%。 按照联合国同口径的标准, 华为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一家国际公司。这不仅是发展的需要, 而且在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保证了企业的安全。

对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说, 选择在海外上市, 除了海外上市融资环境更好, 还有一个原因是, 国内上市的灰色投入很多, 这不是互联网公司所擅长的。在海外上市, 从源头上规避掉了政商关系的某些高风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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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子 发表于 2016-10-15 23:38:25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商从来没好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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