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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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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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大拿 发表于 2016-10-11 02:25: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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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首富牟其中今天刑满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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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牟的公司发了封声明,让人不明觉厉。

曹山石:牟其中背后的政商关系和一堆故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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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企业家:王石与其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过去是冯仑的老板;也是唐万新在狱中想结交而不可得的人物。

一直以来,不少人看到《不见不散》里葛优那句台词:把喜马拉雅炸开一道,甭多了就50多米,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暖风引到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从此以后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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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会心一笑,这就是牟其中的构想啊。论画蓝图:甩某布斯几条街。

而牟其中的声明,有意无意的,指向似乎不可细说的政商关系。

今晚,就借牟其中一事,说说其背后折射的变迁的政商关系,也述说一堆故事,并从此窥视到现今大公司政府公关的诀窍。




0、过去5年倒掉的企业家

2014年“五一”长假刚过, 一名前著名快速消费品企业高管突然放下手头工作, 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该高管涉及对一名央视官员的贿赂案件, 央视官员被抓捕后, 该企业家在两天内仓皇放下一切到加拿大“避祸”。避祸容易, 高枕无忧却难上加难。

在加拿大期间,此人始终感到惶恐,不知何时能够回到大陆,他的手机关机,朋友不再往来。更糟糕的是,在加拿大逗留一个多月后,80多岁高龄的母亲查出身患肿瘤,时日无多,他在大洋彼岸却只能望洋兴叹,承担着内心的焦虑与煎熬。

而在香港四季酒店,住着一批与上述企业高管有着相似遭遇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涉贪腐案外出躲避、杳无归期、极度焦虑。

这些故事,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总结2012年以来80多个政商案例的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

2012 年,新政治周期开启,一场声势浩大、伤筋动骨式的反腐风暴为本轮政商关系的转型拉开了帷幕。这次政商关系转型疾风暴雨、出人意料地到来,很多停留在政商关系旧格局的企业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3 年, 南京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 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 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 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 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以往,商人往往可以利用关系,躲避法律的制裁,被牵涉的商人仅仅是少数,且即便受牵涉,也多是负责执行层面的员工,往往不会牵连到更高级别的管理者或者官员, 而如果一旦牵涉到地方利润大户企业,地方政府也可能出面保护。但这一轮反腐异乎寻常。从一长串反腐风暴所波及的商人可以看出, 这次被牵涉的企业家中有很多是上市公司、著名企业的一把手, 牵涉的企业家职位高、范围广,即使利用关系,也没有躲过法律的制裁。

随着反腐的开展, 诸多企业家命运也随之逆转, 企业经营困顿、妻离子散、远走他乡,及至沦为阶下囚,代价巨大。

过去反腐调查中,涉案企业家配合反腐部门调查,提供破案线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门从轻处理,多数行贿行为并未被科刑惩罚,但本轮反腐,卷入腐败政商关系等企业家许多难以幸免。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课题组认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

不妨比较过往的几组政商关系策略。




1、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

企业家如何处理与政府、政府官员之间的距离与关系?下面有一组对比案例。

刘汉,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2013年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60亿元列32 位。

2013年8月, 刘汉因卷入周案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15年2月,刘汉被执行死刑。

与此类似, 近年来因官员被捕而牵扯入刑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这些人与官员的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中有的甚至参与了更深层的政治交易。当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到了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 商人通常就变成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结盟, 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相对比的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等。

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 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 , 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2、跟着官员走, 还是自己走?

企业与官员保持密切关系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2.1、紧跟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是首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他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在山西任职的十年时间, 与其交从甚密的企业家, 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胡树嵬也从一个勉强生存的书商, 变成了名声显赫的地产老板。

2003年,胡树嵬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师兄申维辰产生交集。之后,胡树嵬所经营的图书城成为全省重点文化企业,得到诸多政策扶持。 2006年,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正是在这一年,胡树嵬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

胡树嵬与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的模式很简单,胡负责拿地,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其他企业。

胡树嵬的得一集团以赞助商的身份频繁出现在省委宣传部推动的文化活动中,为申维辰的政绩添彩。随着申维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树嵬拿地的风头方有所收敛。在申维辰东窗事发之后,胡树嵬也被彻底调查。

还有一些企业家, 跟着官员任职地的变化迁移总部。

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和创鸿集团总裁黄鸿明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三届 EMBA 学员。创鸿集团起步于广东揭阳,正是万庆良在揭阳主政期间。2010年,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市长,创鸿总部于同年迁往广州,并陆续在广州、佛山高调摘下多个地王项目。

随着万庆良的落马,黄鸿明随之被捕,创鸿集团传出裁员、破产的消息。

这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2.2、企业远离不健康的政商关系

一些企业靠近官员时, 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是否走出去,开始权衡异地求发展的轻重利弊。最终,在1994 年,联想选择了香港上市,这不仅为联想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使联想成为管理规范、监督透明的公众公司, 而这一步被柳传志称为联想的新台阶。

同样, 许多成功的企业,也从其初创时所在的欠发达地区,陆续转移到了北上广深这样的营商环境更为正规的大城市,或选择了海外上市等途径,适时地把自己的企业引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当然, 政商关系千丝万缕, 需要拿捏分寸、掌握时机。很多企业即使看到“走出去”的大方向,但选择以何种方式、何种时机、以及何种理由离开,才能做到与“老关系”不伤和气并平稳过渡,仍然是对企业家判断力、决断力和情商的考验。




3、资产:分散,还是集中?

企业资产的配置情况也决定了政商关系所导致的风险因素高低。



3.1、资产配置集中, 一旦涉案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

2007年至2012 年是重庆企业家集中出事的时期,身涉其中的企业家们几乎一夜之间所失去的企业控制权、有的被罚没上百亿资产、有的锒铛入狱, 出逃海外, 甚至被处以极刑死刑。

反思重庆企业家的那段经历, 重庆案件具备一些普遍内因, 导致了企业家惨痛结局。这个内因就是:企业没有合法健康的经营,以及风险规避意识不强。

在重庆打黑案件中, 一些集团公司规模庞大, 但公司家族化管理特征明显, 税务和账目管理集中, 母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没有有效隔离,这成为此后被定罪且连累不涉案经营主体也一并罚没的关键原因。

重庆 2010 年开始第一轮对打黑案件罚没资产的处置, 原则是“继续追缴”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意味着,涉案企业家过去积累的所有财产几乎瞬间化为乌有。

以原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为例, 2009年8月黎强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行被捕,一年内,其个人、所控制的公司、乃至亲属与合作方的资产都被警方申请冻结, 公司公章和账户均被专案组控制。

黎强虽未被判处没收所有财产,但其所有公司均被视为涉黑组织作案收益和工具, 绝大部分很快被司法拍卖, 包括一些被判无罪的公司,属于黎强和亲友的股权也被一并执行。

法律界人士指出,黎强案之所以造成资产和企业重大变故,主要是其采取高度家族化经营,被政法部门强制羁押后,难以协调资源维持运转有关。



3.2、资产配置良好, 涉案之后资产或可保全

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曾是中国的草根首富,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国美电器门店,2008年以430亿问鼎内地首富。 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因操纵股价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虽然,黄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的股份, 市值约140亿;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权益,估算价值约 100 亿;历年套现135亿, 部分投资到房地产领域等等。这因为他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4、给未来企业家的7点建议

四年以来,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战略相互叠加,预示着重拳反腐还将继续。

与此同时, 改革开放 30 余年, 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 以知识创新为驱动的产业份额日趋显著, 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家群体逐步完成新老交替, 职业经理人文化也日趋普及。在这样的市场、 产业和经营环境下,中国已朝现代商业文明迈进,中国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不管未来反腐的力度如何变化, 中国也不会再回到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之中。因此,企业须要及时洞悉与适应这一变化, 对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转型升级”。

课题组通过一手资料和官方数据,从众多企业案例中寻找经验与对策,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了七点建议:



4.1、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 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 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 。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 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 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具体在政商关系上, 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 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 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一些企业家早就如此行事,比如柳传志在联想集团发展壮大时曾说过: “我们的社会生态挺干燥的,你别刺激这个社会”。联系集团三十年稳健发展与柳传志这种思维方式息息相关。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心中有两根弦,除了商业,还懂得社会状态、道德底线,据此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而与柳传志同期暴得大名的一些企业家,最后要么销声匿迹,要么锒铛入狱,很难说这些人当中没有揣摩错了社会的底线的。

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 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例如, 企业家在对官员送礼上, 就要学会用底线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薄执政大连期间, 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 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条底线, 自己“送礼时手紧” , 但其他方面怎么“照顾” 到官员和政府, 他则动了更多脑筋。

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 又能“照顾” 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 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 “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 那么我就认了, 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

多年后, 薄因贪腐而入狱, 众所周知, 诸多明星企业受此影响, 难免沉浮, 有些企业家甚至身陷牢狱, 家破人亡。但上述这位企业家, 在薄当政期间顺利地生存、发展, 在薄出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4.2、策略二:复利最优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基本原理:复利能在长久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回报。复利在金融学领域即“利滚利” , 其计算原则是, 某一结息日计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 在下一结息日一并计算利息。

所谓“复利最优” , 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 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 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

举例而言, 某外国企业曾经遇到一个市场准入困境:根据政策,在中国的外国旅行社只能从事入境游, 不能从事出境游。 对此, 这家企业并未急于寻找任何特殊途径, 或者私下接触任何一位关键人物来“运作” 这一问题, 而是把这点写在建议书里, 通过商会与相关部门持续沟通, 经过数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转机, 得到中国政府的经营许可。花了几年时间取得重要进展, 对一家机构而言需要耐心, 但这个过程, 该企业对政府监管者的决策过程有了更深了解, 也适逢等到出境游的黄金期。 企业没有走“歪门邪道” , 终得回报。

万科被认为是处理政商关系比较有特色的公司。这家成立于1984 年的房地产企业, 创始人王石很早就确立了“不行贿” 的原则。据说因为如此, 万科早期拿到位置优越的地块比较困难, 只能拿城市周边偏远地带的土地。 1997 年, 万科开发的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小区,每天都伴随着飞机起降巨大的噪音。尽管如此, 王石仍然坚持在万科贯彻一种“现代文明” 的思维。王石说, 在万科内部管理上, 底线思维体现在“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 这一管理原则。各个层级的万科员工, 在做一个决策时都需要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 ” 如果他有这个信心,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这是万科“公开、透明” 文化的一部分。

一直拒绝行贿的万科虽很难拿到好地, 但也因此避免了许多风险。1997 年, 万科深圳福景大厦在接近完工时被勒令停工, 万科账面损失了 500 万。 有门路的人出谋划策: 如果向一位市领导的女婿开的房地产咨询公司寻求解决办法, 只需要付出 200 万的咨询费,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万科没有这么做, 坚持要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问题。

后来这位市领导因为经济问题入狱, 万科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 万科的这种政商关系处理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 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 更有可能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

反观另一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合生创展, 可以明显看出忽视“复利最优” 原则的后果。 2002 年的合生创展是房地产行业的航空母舰,当时它是中国地产行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之后困于政商关系以及经营方式, 迅速掉队, 到了 2013 年销售额只有 200 多亿, 已经跌出了房地产第一阵营。 而万科 2005 年销售额 100 亿, 2015 年达到 2627 亿,10 年增长了 26 倍。

所以, 企业在选择发展战略时, 应该遵循复利最优原则, 在一个较长的企业生命周期里, 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平衡点。



4.3、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 只有核心竞争力强, 能创造好业绩, 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 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 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富士康是苹果等数码产品的代工厂, 企业本身的良好经营为其赢得了政商合作的主动权。各级政府都能看到富士康落户的巨大价值,这成为富士康处理政商关系的敲门砖。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 “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 就能吸纳18 万人就业, 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 于是, 河南省全力争取富士康落户河南。

当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来到河南考察时, 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专程赶到机场迎接。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 早在 2007 年, 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 “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 ,小组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 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 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当富士康在郑州落户的协议签署之后, 具体项目开始推进。仅一个月后, 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 。 “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 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 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 到处亮绿灯。 ”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这就是业绩过硬带来的优势。

万达地产在产品上的创新能力很强, 它发